北京哪个医院治白癜风最好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mbbdf_zx/emwsafw/祝贺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成立！
科技伦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话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大数据与智能技术、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一方面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得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引发了人们对科技的怀疑和恐惧：面对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我们还有自己的隐私吗？元宇宙是让理想展翅的自由王国还是人类精神的陷阱？对遗传物质的操纵是否会带来人性的改变？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还是掘墓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京特·安德斯（GuenterAnders）在反思“人在原子弹符号下的存在”时就曾指出，“人类如何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人类是否存在的问题”。世纪交替之际，面对自主机器的崛起，比尔·乔伊（BillJoy）—太阳（Sun）微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发出了“未来不再需要我们”的哀叹。在他看来，如果允许机器自主运行，“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的命运将掌握在机器手中”。“人类很容易陷入不得不接受机器的自主决定，从而依赖机器生存的境地。”斯蒂芬·霍金也在临终前发出警示：“除非我们学会如何准备，并避免潜在的风险，否则AI可能成为我们文明史上最糟糕的事件。”发轫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启蒙精神催化了现代科技，定格在“科技就是力量”的信念中，但是培根也许没有想到，这种力量可能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事实上，“当原子弹夸大了人类的力量时，化石燃料却悄然间改变了气候”。科学技术的“集聚”与“持存”，正在反过来将人类内卷于其中。现代科技活动的双重性效应以及其对自然干预的深度和广度，对地球上其他生物的侵害等，构成了对人类存在的挑战。
科技活动的内在风险和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对它的危害性的无限遐想，也成为科技伦理反思的起点—“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所以在芬伯格看来，“对狂妄的批判是技术伦理学和技术政治学的基础”。事实上，从霍克海默到芬伯格，一代代法兰克福学人传承着批判传统，揭示启蒙运动将人变成了神、将科学变成了神话的辩证法，为科技伦理学的诞生准备了批判的武器。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启蒙运动虽然已经结束，不等于说启蒙也走到了终点。既然启蒙是人类摆脱蒙昧状态的起点，那么，只要人们对科技还抱有幻想，科技的蒙昧还未被认识，那么，启蒙的任务就没有结束。因此有必要对科技进行启蒙—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
技术不是中性的吗？人们最喜欢使用的隐喻是菜刀：既能切菜，也能杀人。由此看来，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海德格尔认为，将技术看作是工具，这样讲并不错，只是它遮蔽了技术的本质。因为工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实现了，工具的任务就完成了。然而，技术是这样吗？技术不是。技术是连接工具和目的的可能性空间。技术填补了自然留下的空间，但同时却打造了一个与自然相抗衡的人工的可能性空间。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获得了自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与此同时，城市的形成“篡夺”了自然的地位，牺牲掉了对生命有益的“探索的本质”。阿伦特更是说得明白，人从自然中“夺取”材料，而“夺取”本身就是对生命过程的“扼杀”或打断了某个自然的缓慢进程a。从此，安全走向了威胁。
于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正在呼唤一种能够通过自愿节制而使其权力不会导致人类灾难的伦理”。因为以往的伦理学仅仅是在人的存在的前提下，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趋势，人的存在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伦理学的真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种伦理学，一种通过调节人的行为，确保人类长久续存的伦理学。为了建构一种前瞻式的责任伦理学，让“恐惧的启迪”“唤醒人类对存在的责任”，汉斯·约纳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你的行为必须和人类的持久长存相一致！”我们不能把人的存在作为赌注。哈斯泰特呼吁，将技术自主与人的自律相联系，技术自主不是技术统治，技术自主应该是人的自主，是人对自身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认识。一个在社会发展中自主的技术将从属于人的自律。一时间，基于义务论的、消极功利主义的、价值论的或者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女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等林林总总的科技伦理学理论，逐一献出了拯救世界的良方。
然而，为什么有可能导致世界被颠覆的“颠覆性技术”至今仍然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患有“世界末日失明症”吗？汉斯·约纳斯告诉我们，摆脱了锁链的普罗米修斯，不仅从科学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经济赋予了他永不停息的推动力。
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却是多元的。我们不仅希望享受舒适便利的线上生活和安全无忧的出行，我们也同样希望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块只属于自己的“自留地”。没错，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风险，我们还遭遇到多元价值纷争的难题。人类尽管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承认不同文化也共有某些基本价值，但是在规范层面，即便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我们也很难回避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一直是伦理学必须直面的挑战。然而传统伦理学除了贡献各种辩护策略和劝导以外，并不能拿出神丹妙药。既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既然“任何试图批判启蒙的企图，都会被说成是反对启蒙。任何人胆敢开启怀疑启蒙的讨论，就会被贴上反对理性、民主和科学的嫌疑”，那么，何不转向福柯所说的“另类的启蒙”，在米切姆所说的“小问题”上实现科技伦理的“经验转向”？“因为技术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行动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不能简单地运用传统的伦理规则和原则来评估和处理，这种情形要求我们采用一种新的通向伦理学的方法（anewapproachtoethics），它可以指导我们作出判断，帮助我们解决由这种新的可能性引起的问题。”
维贝克的“道德物化”理论便成为这一新的伦理学“经验转向”的代表。维贝克没有将伦理学置于技术的对立面，而是主张道德应该覆盖人和非人的人工物。他的思路是：既然技术本身内嵌了道德维度并且可以对人发挥强制（force）、劝告（persuade）、诱导（seduce）的作用，那么，我们何不让技术参与我们的行动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并不专注于某个既有科技究竟在道德上可否接受，而是指向当我们依技术而生存时，我们应当如何增进生活的质量……这意味着伦理学需要更深入
